1998年一本號稱“抽屜文學”的散文集
“火與冰”出版了，引起中國思想文化界巨大的轟動，暢銷全國，共賣出六十萬本，被評為全國十大好書。人稱北大之子余杰，就是這本以廣博的學識和精美的格言所煉成的三十萬字作品的作者。他當時只有二十五歲，便成為中國最受歡迎作家之一。
“火與冰”出版前，余杰把未能出版發表的作品鎖在抽屜裏，曾以手抄本形式在首都九所大學中悄悄流傳。
作家曾敏之讚道：他觀察社會，國家，民族所發生的一切，從而以思想家的睿智，膽識，文采，感情……融於筆端，每一篇文章都閃爍智慧的光芒。令人擊節，讚嘆。政論家張偉國說：他正在努力重鑄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劉紹銘教授說：余杰的書讓上了年紀的人頓覺天昏地暗。我們讀他的書，難免覺得今生今世，苟活而已。
余杰1973年出生於四川成都平原蒲江縣。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時他只有十六歲。他回憶道：在一夜之間完成了自已的成年禮，經歷了一次精神的煉獄，靈魂的洗禮。他說：“我也是六四的孩子，我發誓要說真話，保衛自由，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他決心考上北大，並於2000年獲北大文學碩士學位。已出版的“抽屜文學”系列有：“鐵屋中的吶喊”，“文明的創痛”，“說，還是不說”等以及小說“香草山”和政治評論集共33種。
余杰是一位富有使命感的青年作家，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冷睿的思維，淵博的知識，青春的熱情，驚醒了知識界。他以犀利筆鋒，專事鞭撻傳統，挑戰權威，不懼險惡，成為中共思想禁區裏獨立獨行的俠客。他點名批評過許多名人：錢鍾書，楊絳，季羡林，王蒙，張中行，汪曾淇，張承志，錢穆，郭沬若等等。他批評：余華感謝文革給了他一筆“財富”，說毛澤東的英雄史詩進入合唱部時，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奴性。他批評：劉恆所宣揚的“幸福生活”，其實就是忍耐和等待，而對不公，凌辱，和黑暗，以一張“貧嘴”應付，是可悲的“幸福”。他批評李敖的墮落。他批評龍應台為何不批評中國大陸的情況。他批評毛澤東的幽靈依然在中國的大地上遊盪著，北京市中心矗立著的毛澤東紀念堂就是我們的靖國神社。
在“想飛的翅膀”一書中，余杰言詞辛辣地詰問：“余秋雨，你為甚麼不懺悔？”揭露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曾是上海御用寫作班子“石一歌”成員，充當四人幫的打手，發表大肆辱罵胡適的署名文章，質疑余秋雨的人格品德，批評余秋雨對文革悲劇的遺忘和不懺悔，是再一次充當專制主義的幫兇。他的責問引起海內外文化界的震動。余秋雨撰文“答余杰先生”作出否認和澄清，並為自已辯護。余杰撰寫長文“我們有罪，我們懺悔”再作回應。至2000年，在記者及朋友的斡旋下，由於余秋雨的大氣，余杰的真誠，而成就了兩余在成都的一次對話。相方雖尚有不少不同的看法，但對這次為時三小時的對話仍均表示滿意。
余杰表示：他是對事不對人的。他的本意是以一個典型知識分子為個案，討論能否引進基督教文化中的“懺悔意識”，從而對中國文化來一次“刮骨療傷”。“懺悔並不是恥辱的事情，我從懺悔中發現了尊嚴，看到了希望。”他說。
然而，追求自由寫作的余杰，卻遭逢中共奸險的壓制，余杰正付出沉重的代價，經受著不斷的考驗。
2000年初，余杰北大畢業後，為繼續從事文學研究工作，與中國作家協會及中國現代文學館簽定了就業協議書，並於7月向該館報到。但該館突然不予報到，並不負責任地退還協議書，剝奪他應有的就業權利，卻未能出示任何拒絕的理由。余杰發出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進行抗爭，他寫道：“作為一個思考者，言說者和寫作者，需要為他自已的觀點付出特殊的代價，我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我不會只會屈辱地承受，默默地忍耐。”11月，余杰正式向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狀告中國作家協會單方面撕毀畢業生就業協定。但法院採取卑劣的“拖延”戰術，四個月後，依然對此案沒有明確的答覆。余杰多番抗爭無效，被迫以寫作為生。
但是他的針砭時弊，批評執政者的文章，只能在海外發表和出版。2003年香港“開放”雜誌出版了余杰的海外政論選集“拒絕謊言”，再一次表達他說真話，拒謊言的決心。在中共正以謊言和暴力統治著中國，人們對謊言已經麻木的情況下，余杰的堅持是對專制集團的公開揭露和反抗。他具有的勇氣，道德和人格的高度，是值得人們敬佩的。他的新作“天安門之子”將於本年9月由“開放”雜誌再次出版。
余杰是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理事之一，於2004年12月與筆會會長劉曉波及會員張祖樺三人同時被北京公安局抓走，沒收電腦，通宵審問，震驚海內外國際媒體。三人雖於次日凌晨獲釋，但仍經受了一段時間的軟禁或貼身監視。
2005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下文件將余杰和焦國標，李銳，茅于軾，王怡及姚立法六人列入禁止報導名單。余杰在2005年出版的幾本書：“光與影──我的美國之旅”；“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我的夢想在燃燒”；“鐵屋中吶喊（修訂本）”；“曖昧的鄰居──日本筆記”，無一例外地全部被禁。
余杰寫過隨筆“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甚麼？”分析郭沬若，錢鐘書，巴金，昆德拉等文化大師，只是明哲保身的智者，而哈維爾是知行合一，有強烈社會責任的行動者。余杰選擇了行動者的角色。當2000年，高行健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整個大陸由令人難堪的沉默到惡意的污衊。出於對高行健的敬意和支援，他寫作了“不能沉默”一文，並聯同余世存，笑蜀，摩羅一起發表致中國作家協會的抗議書及致高行健先生的賀信。在沉默的中國，爆發出正義的聲音。
2003年余杰應美國國務院教育及文化事務局邀請訪問美國，並在紐約接受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頒獎。在得獎感言中，他為同齡人揚子立，張宏海等四君子無辜被捕而大聲疾呼，表達他深深的敬意。他也曾為劉軍寧，秦暉，錢理群等自由知識分子被整肅而鳴不平。
許多愛護他的師友勸他：寫文章應“更加學術一些或更加文學一些。”他說：我何嘗不知道與政論相比，學術和文學具有更為長久的價值，何嘗不想在自已的園地過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然而，今天的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捅窗戶紙”的事情，鹽鹼地上長不出參天大樹來。我更傾向於從事“改造鹽鹼地”的工作。這是我的選擇，終生不悔的選擇，這是我的道路，一條剛剛開始的道路。
看了他內心的表白，我感到一陣隱隱的心痛。不過，讀到劉衡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說道：“人生是場接力賽，後來者們，接過手中的火把，把它燒得更加明亮，向前奔跑吧！”我的心就明亮了。余杰，就是那擎著火把的思想者！
2005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