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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滿天滿地充斥謊言的國度裏，蔣彥永醫生硬是轟轟烈烈地講了兩次大實話，他像一盞照耀著人類良知的明燈，在謊言覆蓋的神州大地上，發射著不滅的正義的光輝。
2003年的3月初，當SARS正悄悄地開始全國蔓延，時任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竟在記者會上公佈只有十二例SARS病患的謊言的時候，現年七十四歲的蔣彥永醫生非常憤怒。據他在301、302、309醫院所瞭解到的資料，清楚證明北京已經爆發了確診有146例的疫症，衛生部竟違反處理傳染病原則，提出各綜合醫院對非典病人“就地消化”的主張。
蔣醫生忍無可忍，不再沉默，他以無比的道德勇氣，以一人之力衝破謊言的囚籠，為民除害。他在4月4日寫下了一封八百字的信，發給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他寫道：“我簡直不敢相信──張文康連做醫生最基本人格標準都不要了。”
經過短暫的沉寂，也許是電視台中的某一人，將他的電子信傳了出去。蔣彥永醫生接到
“華爾街日報”和
“時代週刊”記者的採訪要求，終於揭穿了中共蓄意隱瞞疫情，欺騙國際社會的大謊言。
蔣醫生出於良知的勇敢行動，促成胡溫政權決斷地解除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及北京市長孟學農之職務；公佈了十倍以上的非典患者人數共三百三十九人；扭轉了整個抗疫的局面；挽救了無數人民的生命。
蔣醫生大學的同學朱純吾說：“他確實是功臣，蔣教授盡到了他作為一個醫生應盡的責任──比他更瞭解情況的可能有上百人，但只有他站了出來。我是一個傳染科大夫，這件事應該是我做的，而我沒有做，我做不到──我由衷地欽佩他。”
然而蔣醫生卻說：“在可能有越來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我自已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我不是甚麼英雄，只要說蔣彥永是個說實話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認為人的生命最重要，講老實話最重要。”
但是，想不到的是，一個說真話的英雄不但沒有被中共當作有功之臣，反而遭到當局監視；回絕出國申請；禁止擅自接受境外媒體採訪，失去了言論自由。
1997年蔣彥永醫生在為母校建校八十週年而編的“燕京大學史稿”中寫道：“我深深體會到要講真話、心裏話，雖是難上加難，但我一定堅持要講真話。講假話、講空話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我是一名醫生，看到人命關天的事，我就要管。”
奉行著他的信念，蔣醫生早於1998年已經和部分同志一起，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八九民運。但卻石沉大海，沒有回覆。
這一次，在2004年2月蔣醫生又再講了一次驚天動地的大真話。他以個人名義上書中國人大、政協、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痛陳六四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錯誤，提出擲地有聲的一句話：“我建議，要為八九年學生愛國運動正名”，再一次碰觸中共最忌諱的痛處，掀起了全球激烈的回響。充份表現了蔣醫生言行貫徹始終的勇氣和風骨。
蔣醫生所工作的301醫院，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日常負責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以及國家、軍委領導人的醫療工作。醫院所在地距六四殺人現場只有一箭之遙。6月3日晚上蔣醫生操刀救人，親睹死傷者慘況，是最有發言權的六四慘案目擊證人。他見證了罪惡屠殺所製造的傷口、鮮血、殘疾和死亡。這種見證刺激著他那善良的靈魂，亡靈的拷問讓他再次打破沉默。他在六千多字的上書中，述說十五年前親歷的血腥的一幕，真實地還歷史的本來面目。趙紫陽前秘書鮑彤認為此信
“份量極重，非同尋常”。
它披露了三個史實：
1,陳雲也認為鎮壓是短命的，經不起考驗的。
2,楊尚昆在去世前，也痛心地認識到這是中共最嚴重的因而非糾正不可的錯誤。
3，蔣醫生救死扶傷的見證，絕非如某些黨國領導人所說那樣“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他所在的醫院僅6月3日晚上十時至十二時之兩小時內，就接受了八十九位受難者，其中七人當場死亡，有些是慘遭開花彈或毒氣襲擊不治而死。
史實讓世人無法抹去記憶，將為八九民運正名提供有力的證據。蔣醫生的正義行動鼓舞著中國人民不再沉默，不再害怕迫害。丁子霖說：“中國需要更多像蔣彥永這樣的人，我為蔣彥永挺身而出說明真相而感動。”香港支聯會發表聲明
：“對他的大無畏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
蔣彥永醫生49年入燕京大學預科，52年入協和醫學院，57年畢業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當醫生至今已四十二年。據作者姜真華介紹，蔣醫生醫術精湛，醫德高尚，聞名全國。他尤其精於難度高風險大的腹膜後腫瘤切除手術。自85至90年五年間，他做了八十例手術，受到專家的好評。蔣醫生更懷有一顆對病人同情和關切的熱心，卻絕不接受任何人送禮。
蔣醫生堅持說真話是一貫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他便一馬當先貼出了關於邱會作的醜事的第一張大字報。在林彪得勢後便召來邱的報復，被無產階級革命派所“專政”，與醫院領導層人員共十餘人一起關在私設的監獄裏。他被每晚批鬥，拳打腳踼，頭破血流，扣上現行反革命等四頂帽子。
蔣醫生向專案組寫抗議書，對各種變著法子嚴刑迫供下的謊言堅決抵抗，堅持不說謊話，甚至兩次外逃而被抓回，也沒有使他屈服，終於在1969年被押送到青海貴南馬場勞改，直至71年才能回到北京。
人們也許難以置信的是，蔣醫生為他的真話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他於2004年6月1日被當局軟禁，關閉在二十四小時監控的屋子裏，為他的上書接受強化洗腦教育般的審訊。在蔣彥永醫生堅持拒絕“認錯”的情況下，事情僵持至7月中旬，由於國際社會的壓力，才放他回家，但仍在家中實施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待問題）。至九個月後的2005年3月22日才獲解除，但仍留尾巴：“不准接觸媒體，申請出國要有特殊批准等等”。這只是換了一種囚禁的方式。
中國的軟禁，現在可分為軟軟禁和硬軟禁兩種，不外出工作的警車在家門盯哨，如需外出的，則警車警員伺候接送上下班，兩點一線，不許它往，是為軟軟禁；警車當門不准外出，是為硬軟禁。蔣醫生受到何種對待？未見消息，令人懸念不已。
要講真話，不要撒謊，本是幼兒教育的基本課程。而在中國卻要由高級知識份子大聲疾呼，身體力行去宣揚這一做人的基本品德，且還要付出自由的代價。這是謊言與真話的搏鬥。真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慨！
劉曉波寫道：
公開你的良知：
讓亡靈得到愛的溫暖。
讓難屬們得到道義的激勵。
讓全世界看到國人的良知。
讓獨裁者感到民間的勇氣。
2005年5月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