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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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28期目錄：

第27期

第29期

不信東風喚不回

◎立強

宋人王令詩：

三月殘花落更開，小簷日日燕飛來。

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港人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許多人不相信反對可以成功。即使是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只是盡他們的一番心意而已。結果眾怒難犯，主其事的官員倉皇下野，二十三條立法無限期押後。

七一大遊行中，喊得最響亮的口號是「董建華下臺！」，喊即管喊，相信董建華真正會下臺的人恐怕也不多。

可是忽然這似乎已成定局（執筆時尚未正式公佈）。看香港一時評家（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三月三日的評論，仍然把老董下臺的傳聞視為「無聊」，認為傳媒的炒作只是「一則笑話」，而這則笑話「亦已失去惹笑的成分」。

這則評論一定寫於董建華辭職傳聞十分可能成真之前，過了幾天刊出，評論家的眼鏡跌得粉碎，他的估計將成為行內笑話。

這兩件事都說明瞭一點：只要群眾肯吶喊，不停的吶喊，以杜鵑啼血的精神去呼喚，不信東風不會回來，春光不會回來，民主不會回來！

六四民主之花遭摧殘而飄落了，但新的花朵又會再開。爭取民主的呼聲，要求民主的行動，在中華大地上沒有停息過，就像春日的燕子不停飛來，傳送著春的信息。

像丁子霖天安門母親她們，也不停以悲憤的聲音，要求為死者申冤，要求為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平反，要求中國有公平的法制，要求人民享有憲法保障的人權自由，她們的呼聲響遍中國，響徹世界，以「不信東風喚不回」的精神，要把民主的春天喚回人間！

民運的沉思

◎虎嘯

時時聽到人們對海外民運抱怨說，這批流亡精英個個是叻仔，就是不能彼此合作。辛辛苦苦地建立起一些民運團體，便搞窩裏鬥，鬧分裂，自己把力量拆散，搞得一事無成，各奔東西。

這些怨言都對，但也不能一概而論，譬如香港支聯會就搞得很出色，其他各地支聯會，也很少有窩裏鬥的現象出現，這是什麼原因？

我有這麼一種泛泛的看法。支聯會成員基本上都是業餘的，他們參加支聯會，純粹是為了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別無個人目的，完全是無私的奉獻，故彼此𣎴會有利益衝突。同時，正因為沒有利益衝突，所以合則多聚首，不合少碰頭，但遇到大事來臨，大家還是自願地走在一起，這叫做對事𣎴對人，反而來去自由無牽掛，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磨擦和糾紛。

海外流亡精英建立的團體，掌權的多數是「職業革命家」，其工作既是奉獻，又同時兼具謀生性質，因此便會產生利益關係。再說，流亡精英與參加支聯會的僑民𣎴同，個個講得爭得，各有一套理論和見解，自視頗高，很難虛心求同存異，和衷共濟。於是政治見解的差異與經濟利益的衝突搞在一起，勢必各自產生「山頭」，形成糾紛，終至分裂。當年民陣和民聯的紛爭，都屬於這類性質。

當然這種泛論並不適用於今天方勵之等退出「中國人權」的事例，像方勵之、劉賓雁、郭羅基等都是品格高尚人士，他們自有職業或生活來源，與「中國人權」沒有經濟利害關係。他們出任「中國人權」共同主席或理事，完全出於對人權事業的獻心和獻身。問題出在劉青身上。劉青雖然對人權事業也有一番熱情，但他依靠「中國人權」為生卻是𣎴爭的事實。當他獨力掌控「中國人權」組織，而其他理事散居各地，各有職業，無法實際參與工作和監督，在十三年漫長的歲月裏，日久頑生，難免會受到利益誘惑，做出𣎴合乎規矩和理念的事。據說，方勵之等對此曾設法尋求內部解決，郭羅基更且提出罷免劉青的建議，結果都無法達致，逼得辭職，以免其清白的聲譽被人利用來謀取私利。

國外流亡精英不爭氣確實令人傷心，所幸國內的民運人士、護權人士、自由派人士與國外精英迥不相同。他們生活在高壓底下，時時受公安監視，身處牢獄邊緣，反而表現出嶙峋傲骨的高尚品質，沒有人揪後腿，沒有人倒戈，大家同心協力，在各個戰線上各自作戰，相互呼應，配合無間，沒有時間和空間鬧內部紛爭，也不可能有鬧糾紛的心情。

目前在國內有𣎴少人在各自崗位上作戰，有些是明的，有些是半明的，更有些是在潛伏中默默工作的。能夠讓我們見到的都是公開戰鬥的人。就我所知，其中大概可以分為六大類。第一類是黨內開明人士，如胡績偉、李銳、林牧、鮑彤、朱厚澤、蔣彥永、任仲夷、吳南生、吳敬璉、杜導正、杜潤生等先輩。第二類是有形無形的社團活動分子，如「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曹思源、「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茅於軾、「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整批作家等。

第三類是在網絡上作戰的政論家、作家、詩人。這一類人數最多，他們散居全國各地，許多人彼此未必見過面，但經常保持電郵和電話連絡，送喧問暖。劉曉波是他們的中心，其餘有餘傑、王怡、杜導斌、趙達功、楊銀波、餘世存、樊百華、餘國湧等等。最近我讀到楊春光的一篇文章，他說，劉曉波等的文章，多數發表在國外網上，再在國內轉貼，所以他們的文章，國內並不篇篇都能看到。楊春光他們另有一批朋友是集中在國內網上發言的，因而設法在網絡語言上動腦筋避過封鎖。他們有東海一梟、師濤、張嘉諺、丁友星、川歌、小王子、錢剛、水古、管上、典裘沽酒、丁目、高鵬舉、李磊等。我因少看國內網站，十分抱歉，對這批人的作品所知𣎴多。

第四類是中國民主黨人士。1998年該黨初建之時，風起雲湧，一時間全國各省紛紛響應，不久，大部分人被捕入獄，殘留的只好偃旗息鼓。去年起，又有人開始活躍，浙江的王榮清等以起草政黨法的方式挑戰一黨專政，重慶的許萬平發起聯名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投訴，就是例子。據說，該黨雖無公開組織形式，但地下活動仍在發展。

第五類是維權人士，他們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其群眾一部分是拆遷戶，另一部分是農民。拆遷戶在上海和北京的抗爭本來相當活躍，但上海自鄭恩寵律師被捕，北京自葉國柱等被打壓之後，欲振乏力。農民被逼遷或土地被佔用的維權運動，在唐山和秦皇島，以及福建的寧德和福安，分別都有萬多農民參加簽名聯署，他們得到律師俞梅蓀、李柏光，記者趙岩和學者張耀𤇍等支持，頗有勢頭。黑龍江司法幹部李國柱對農民上訪的支援也很著力。

第六類是法學界人士挺身而起。過去孫志剛事件中就是由三位年輕律師浦志強、許志永、騰彪上書人大而導致遣送條例的廢除。後來在孫大午案件上和修憲問題上法學界人士更加活躍，連北京政法學院院長江平和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都出頭了。現在已出現一批人權律師如張思之、莫少平、郭國汀、張星水、李柏光、高晟智等，他們都自願替政治受迫害者義務辦案和辯護，這對火線上奮戰的人是莫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許多人在媒體界和學術界潛伏著或冒了頭的。南方報業中，北京《新京報》、《中國青年報》、《21世紀經濟報道》中，《中國改革》和《炎黃春秋》雜誌中，都有追求民主自由的記者和編輯，冒了頭的有盧躍剛、趙岩、王光澤等。北大副教授焦國標公開討伐中宣部，更是異軍突起。

中國人才濟濟，未到時機還𣎴會萬馬齊奔。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期。胡錦濤近乎末代皇朝，他自知威望不夠，便用盡一切吃奶的力量將媒體和網絡封死，並調動巨量的員警到處放崗。兩會召開時他竟在正式員警外，動用65萬編外的紅軸員警，將北京大街小巷佈滿，足見其恐懼程度。他的「穩定」和「和諧社會」十足是一個員警社會，靠消聲靠高壓維持其統治。這顯然𣎴是緩和社會矛盾，而是捆綁社會矛盾。因此解構這個高壓政權，首要的任務在於突破新聞封鎖和言論自由。只有突破這一點，自由的閘門就會大開，其他如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示威自由都會跟著來。

民主將在自由和人權之後；沒有自由和人權就沒有民主。

足印中國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一步一足印，蹣跚前進。
本欄特別報道最新有關民運人士消息和中國人權被踐踏的狀況。

河南兩退休者引毛批今判刑三年

鄭州退休工人張政耀，於去年9月9日毛逝世28周年紀念日，到鄭州二七廣埸散發一篇引用毛澤東批判資本主義復辟的話批評中共現行政策的文章，而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空軍退役軍官張縴夫寫的，結果兩個人都被捕。北京有律師聞訊，準備組團南下替他們義務辯護，但鄭州金水區法院匆匆秘密開審，判他們兩人各三年徒刑。律師們認為這是違憲的，因為憲法明白規定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思想。

林牧怒斥胡錦濤掌軍權就變臉

現居西安的七十七歲前胡耀邦秘書林牧，怒斥胡錦濤取得軍權後就露出凶臉，大事整肅異己，使中國人權狀況如此惡化，枉他將尊重人權寫進憲法。

起草政黨法的王榮清被捕

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會起草中國政黨法，共分七章五十二條，其中第廿四條規定執政黨不得將黨的名稱、創始人或其他黨員姓名寫進憲法，第廿七條規定政黨不得在政府、軍隊、司法機關設立組織。該黨擬將此一草案向人大提出來，結果該案起草人王榮清被捕，其餘成員陳樹慶、單稱峰等十多人都被公安傳訊，警告他們不要自找麻煩。

清水君上訴被駁回

筆名清水君的黃金秋，是網絡作家，留學馬來西亞時，在網上發表政論，並倡議建立中華愛國民主黨，去年八月回國，九月被捕，判刑十二年。他的辯護律師郭國汀替他上訴時辯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不能因此入罪，但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楊天水取保候審獲釋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成員楊天水，因發起成立中華民主同盟，於1990年6月至2000年5月，被囚十年，出獄後仍從事民主化工作。去年國慶，他上書胡溫，要求放棄一黨專政，改共產黨為社會民主黨，實行民選，建立議會制度，於聖誕節前夕被杭州公安傳訊，盤問十五小時，押返他的居住地南京，加以逮捕。

於是海內外紛紛發出營救呼聲，在大律師郭國汀幫助下，提出取保候審，於1月24日獲釋。取保候審的條件是，不能自由離開家鄉泗陽和居留地南京，而且取保候審期一年，在這一年中隨時會被傳訊。

地下天主教主教賈治國又被捕

1980年被任命為主教的賈治國，曾被囚二十年，去年12月14日又被逮捕，這是他去年第五次被捕。

中共壓制趙紫陽逝世消息和喪事

趙紫陽於1月17日逝世，中共中央使盡一切手段，封鎖消息，禁止民間悼念活動，嚴格控制前徃趙家悼念的人，所有敏感人士均受公安看管，不准去趙家弔喪。依趙紫陽過去任職的地位，理應舉行國葬，但胡錦濤與鄧小平江澤民等一樣，堅持認定趙反對六四鎮壓是一種錯誤，故拒絕給趙舉行正式悼念儀式，在各方壓力下，只准舉行告別儀式，且不准趙的骨灰放進國家一級領導人的地方，只能放在市級骨灰堂，以致趙家子女含恨將骨灰帶返家中。在處理此一事件的整個過程，充分暴露了胡錦濤的保守和溫家寶的懦弱。

香港和海外舉行悼念趙紫陽活動

國內悼趙活動在胡錦濤專政下，備受限制，惟有香港和海外享有自由。

香港民主人士在維園設祭壇，自1月19至21日供公眾憑弔，21日晚舉行燭光悼念集會，有15000人參加，民主派議員更在立法會進行默哀，遭親共議員抵制，製造流會。海外如紐約、多倫多、溫哥華、巴黎等地都有民間悼念活動。

趙紫陽治喪委員會發言人張林被捕

中國國內民間也有人成立趙紫陽治喪委員會，其範圍遍及24個省市，但都受壓制，無法舉辦喪弔。該會新聞發言人張林在準備去參加一次「趙紫陽先生逝世追悼會」時，與北京異議人士趙昕同時被捕，張被解返蚌埠。2月6日上午，他在蚌埠的家被搜查。各方友人在網上呼籲救援。人權律師郭國汀準備2月21或22日前赴蚌埠探監，介入此一案件。張林畢業於清華大學核子物理系，因揭露社會黑暗、追求民主自由，曾在1989至2001年間先後坐過八年牢。1996年他曾來美流亡一年多，後來闖關回國，隨即被囚三年。

農民護權人士李柏光被捕獲保釋

李柏光是北大憲法學博士，曾在海南大學法學院任教，現為北京啟民研究中心負責人。近年來他與前《中國改革》雜誌農村版新聞部主任趙岩一起，將法律知識輸進農村，幫助農民依法維權。福建寧德市和福安市農村多處農民土地被占，得𣎴到合理補償。趙岩和李柏光等教導農民從「跪求」中站起來，發動萬人簽名，罷免市長。正因此，當地領導啣恨李柏光，設計引他來福安，誣指他詐騙農民，於去年12月14日將他拘捕。

與李柏光同行的中紀委退休老斡部喬某多方替他奔走說項，同是北京法學界支持農民維權運動的俞梅蓀則𣎴斷為文呼籲，使寧德和福安當局深受壓力，結果於今年1月21日以取保候審名義給他保釋，總共被囚38天。

「中國人權」內部人事大地震

「中國人權」在海外民運組織中一向受人尊重，因為它的理事會是由一批頗負聲望的中外人士組成。中國人方面有方勵之、劉賓雁、郭羅基、蘇曉康、王丹等，西方人士有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黎安友等。理事均為無薪職，主席劉青及其他職員是受薪的。

經費來自美國和台灣某些機構的支持。它創建於1989年3月，至今有16年歴史。今年1月7日召開年度理事會後，共同主席方勵之，理事郭羅基、林培瑞、劉賓雁、蘇曉康、叢甦、張偉國、鄭心元，名譽理事黃默、王丹，執委李曉蓉、王渝等十二人聯名提出辭職，主要是對劉青及其運作𣎴滿。

綜括他們的理由有：1﹐每年經費300多萬美元，用於人道援助僅10萬美元左右，其中六四受難家屬只得13，000，60%以上的錢用於薪水和辦公費，劉青年薪八萬，其餘用於劉青領導下的合作項目，有利益分配和利益輸送之嫌；2﹐劉青近年來背著理事會身兼其他三個組織的主席，涉入政黨政治，有違人權組織非政黨化的理念；3﹐內部運作越來越缺乏透明度，行政負責人駕淩執委會之上，執委會駕淩理事會之上；4﹐人道援助成了「劉青的錢」，「中國人權」的錢成了劉青的個人政治資本：5﹐劉青當主席十三年，從未經過選舉，現在又再一次𣎴經選舉而連任。

政論家鄭貽春被捕

鄭貽春今年46歲，畢業於大連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歴任錦州工學院、錦州師專、遼寧商學院、錦州電大、營口教育學院等大專院校英語教員。1998年他曾參加中國民主黨組黨工作，此後更在網上發表政論三百多篇。去年12月3日他被營口公安局抓去，先在遼河賓舘住了十多天，12月20日轉解進從前張志新關過的盤錦市第一看守所。12月31日正式通知其家人，以顛覆罪正式逮捕。

民主黨王文光刑滿出獄

中國民主黨東北三省籌委和遼寧分部籌委王文光，原職律師，因組黨之故，於2000年12月被判刑四年，現己刑滿出獄。

人權律師郭國汀和高智晟受威脅

上海天易律師事務所的郭國汀律師，因為受理清水君、楊天水、師濤、張林等異議份子案件，並頂著壓力接受法輪功學員瞿延來、陳光輝、雷江濤等家屬的委託，受到上海司法局打壓。2月23日，上海司法局十多人闖進郭律師辦公室，以抄律師證號碼為名，騙走他的律師證，並搶走他的電腦。

北京晟智律師事務所的高智晟律師，也受到鹹脅，多次被請去「談話」，警告他不要替法輪功學員辦案。

最近高律師和張思之律師組成律師團，替前胡耀邦秘書林牧起訴西安市公安局，因為林牧要去北京悼念趙紫陽而在西安被拘禁十五天。現在西安公安局恐嚇說，如果高律師敢到西安來，就要取消他的執照。

全國異議人士上書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鑒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將於三、四月間在日內瓦舉行年會，中國境內異議人士人特聯名致書該委員會投訴中國人權狀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惡化，希望聯合國深切關注。該聯名信由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重慶異議人士許萬平發起，巳有106人簽名。

公共知識分子系列之二

◎浪潮

前言：根據中國“南方人物週刊”定義：“公共知識知子是具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他們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他們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自“八九民運”以來多年沉寂之後，中國已逐漸出現了一批公共知識分子，聯同港臺及海外的，華人公共知識分子的隊伍正在不斷地壯大。這些人物，特別是仍居國內的人仕，正為民主自由付出巨大的代價。筆者感動於他們道義的承擔和非凡的勇氣，願以一枝拙筆紀錄他們感人的事蹟，鼓舞世上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

丁子霖──攀登思想高峰的義勇者

在趙紫陽病逝的日子裏，丁子霖夫婦一直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軟禁在家。樓下門廳裏有便衣員警把守，樓外日夜停放著一輛用來警戒的無牌車。電話通話一涉及敏感話題即遭噪音打斷，他們與外界失去了聯絡。

在這沉重肅殺的日子裏，丁子霖終於把一直擱置著不忍觀看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看完了。

她無法遏止內心的激憤，幾乎是下意識地拿起話筒，給一位大學老同學打了一個電話，因為擔心被切斷，她只搶著說了兩句：“比起林昭來，我所遭受的苦難微不足道，比起林昭來，我今天所作的抗爭微不足道。”

她想說而未說的話是：“為了靈魂的救贖，我將踏著林昭的血蹟走下去，一直到生命的終結。”

丁子霖原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其夫蔣培坤是同校同系教授及美學研究所所長。他們的十七歲兒子蔣捷連在六四慘案中慘遭中國共產黨戒嚴部隊所殺害。喪子的絕望使丁子霖從沉重的惡夢中驚醒，中共的強權威嚇和下流的謊言使她奮起，在孩子倒下的地方站起來，全身心地致力於尋訪六四受難者親屬及人道救助工作，向全世界揭露大屠殺的真相，挑戰專橫跋扈的中共政權。

五年以後的1994年出版了“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記錄了九十六位死難者的實況。

丁子霖的拯救行動絕非微不足道，在她的帶領下，十六年來，難屬群體不斷壯大。1991年接受境外媒體訪問的只有丁子霖和張先玲，1993年也只有丁子霖和周淑莊受訪，而六四難屬送交聯合國人權大會的公開信就只有丁子霖一人簽名。

1995年丁子霖夫婦被中共當局拘捕，十六位難屬一起站出來向中共當局抗議，要求放人。丁子霖夫婦終於在失去自由四十三天後獲釋。蘇冰嫻成為難屬群體的骨幹之一。

1998年中共政權無理查扣和凍結國際社會人道救助捐款，六十三位難屬共同站出來向當局表示抗議。

1999年六四十週年忌日，難屬群體控告李鵬的起訴書上已有一百零五人簽名。同年並出版了 “見證屠殺，尋求正義”一書，記載了一百五十五名死者和六十五名傷者的名單及二十七位難屬的證詞。（現在名單已增至一百八十二名）

自2000年開始，一個世界性的 “天安門母親運動”誕生了。2004年致十屆二次全國人大公開信上的簽名共有一百二十四人及十一位已故難友。

現在已有一百一十位難屬向國際媒體公開了自已的真實身份，來自國際上的人道捐款，自從她們公開站出來後就從來未曾中斷過。

丁子霖獲獎無數，包括有：1994年獲美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傑出民主人士獎”，1995年獲 “格利萊茲曼公民成就獎”和紐約科學院“科學家人權獎”，1996年獲“萬人傑新聞文化獎”及法蘭西自由基金會“記憶獎”，1998年獲瑞士“自由與人權基金會獎”，1999年義大利“亞歷山大蘭格基金會獎”，2000年第二屆世界民主大會頒發給天安門母親運動“民主勇敢獎”。與天安門母親們一起，丁子霖在尋找正義的艱難歲月中拓展了胸襟，增進了智慧，昇華了靈魂。從一個對生命麻木的明晢保身的學者，變成一個放眼世界的人權運動家。

對生死的認識是丁子霖不斷探求的思想境界。六四慘案十週年的時候，她曾悲傷地想到死亡。在她回顧了中共五十年來製造了八千萬死亡人數的罪行後說：“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在所有的各種紀念中，對死亡的記念也許是最重要的。因此她選擇了尋找和記錄死亡。這十年來我在死者的屍體堆裏爬行，在死者親屬的淚海中沉浮，那令我窒息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終於使我懂得了甚麼叫死亡。今天我活著能夠從愚眛和沉睡中蘇醒過來，是以我的兒子的生命為代價，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生與死的意義對她來說是多麼沉痛。

2000年丁子霖夫婦出版了“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一書，書中她說： “在人類價值的天秤上，生與死是等量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輕。

追尋苦難的根源，宣告災難的延續，控訴禍國秧民的專制體制的滔天罪行，也是丁子霖不斷探索的課題。在一篇 “深深懷念三個人”的文章中，她寫下了：因57年反右罹禍而終遭中共槍決的林昭；66年因文革被迫害而自殺身亡的女鋼琴家顧聖嬰以及因六四而被槍殺的她的兒子蔣捷連。這五十年內兩代人的命運，讓她看到了歷史深處的一致，看到死難來自相同的根源：中共極權專制。她寫道：“他們曾經歡呼過新中國的誕生，曾沐浴在新中國的陽光和雨露之下，但最後他們都被這新中國吞沒了，他們唯一的過錯就是要在國土上尋找一種被稱為自由和尊嚴的東西，卻找錯了地方。”

丁子霖為林昭寫過三篇文章，除上述一篇外還有：“解讀林昭之死”和“關於林昭，我還想說幾句話”。她說：“要寫林昭因為我想從同代人的苦難中為自已尋找一個生命的支撐點。”“如果聖嬰的死在心靈上留下無盡的遺憾和哀傷，那麼林昭的死在心靈上留下的則是無盡的愧疚和痛楚。”

丁子霖與林昭曾是蘇卅私立景海女師附中不同級的同學，58年林昭被打成右派之後，北大新聞系併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並在資料室被 “監督勞動”。兩人曾住同一幢宿舍樓，丁子霖住九樓而林昭住樓下一間小屋，兩人竟從未相遇。

丁子霖寫道：“她們是生活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她三十年來渾渾噩噩地生活在一個共產黨用所有一切美麗謊言堆砌成的陽光燦爛的虛幻世界裏，而林昭以及她的那些右派同學則是生活在一個被謊言擠壓得幾乎暗無天日的世界裏。然而，他們雖備受摧殘，卻保留著人性的本真，保留著人類的同情與愛的真實世界。”

丁子霖說：“我不想用幼稚，單純這類詞語來為自已辨護。”她批判了那些“積極份子”甘心情願地做黨的馴服工具後，便以一種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輕蔑和嫌棄去對待那些朝夕相處卻另有追求的同伴。

林昭的事蹟鞭策著丁子霖沉痛的反省，在反思當中去攀登那思想的高峰。她感謝那位老同學讓她知道林昭的往事和那一段非人的屈辱的歷史，使她從生命的麻木中甦醒過來。“這種甦醒是痛苦的”她說：“但惟有這痛苦，才會脫去自已身上的枷鎖，才會發現真實的自我。”她說：“這是靈魂的一種救贖。”六四確實讓她經歷了一場靈魂的洗禮和思想的啟蒙。

願更多知識份子前赴後繼地從麻木的生命中甦醒，那麼，中國就真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