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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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19期目錄：

不能單靠輸血 ◎竹馬

爭取全面普選 ◎陳港生

新聞封鎖是共產黨的救命丹　新聞自由是共產黨的催命符 ◎龍吟

第20期

◎竹馬

　香港人繼承八九年百萬人上街支援北京學生的優良傳統，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這是第一次主辦者說有多少人而警方和政府都沒有扣減，立即同意這個數字的。因此有人懷疑，這次上街的不止五十萬，因為那場面的壯大不輸八九年，說不定有七十萬甚至百萬人。當局心中有數，既然人家少報，還不立即同意更待何時！
　這麼大比例的群眾上街，在許多民主國家已經可以使政府下臺。欽點的董建華雖然可以賴著不走，那巨大的震撼卻使中南海不能不冷靜下來考慮如何處理這個局勢。歷代統治者對付人民無非兩手：高壓和懷柔。血洗天安門廣場是高壓，如在香港施行，一國兩制沒有了，和平統一臺灣更遙遠了。懷柔是唯一的選擇。
　於是廿三條立法被押後，民怨高的高官要下臺，老董要認錯。
　在此情況下，港人出現加速民主步伐的政治要求是很自然的事。他們要求二零零七年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立法局全部席位直選。這個呼聲越來越響亮。
　面對這個局面，懷柔之中最見效的「利誘」手段派上用場。說得好聽一點是以改善經濟來緩和人民對政治的訴求。
　於是「最緊密經貿合作關係」推出來了，「港澳大橋」的合作計畫迅速拍板，還有「自由行」的香港遊措施，鼓勵更多的大陸人民往香港旅遊購物，這相當於一種急救措施，要為垂危的病人緊急輸血。
　可是正如許多病人那樣，要轉危為安，靠的是病人自己的造血功能。倚靠輸血只能緩解一時。香港的經濟沉屙如何醫治，還未出現良方。
　造成目前的困境，不要一味責怪前朝的泡沫經濟，也不要賴全球的金融危機。自誇會最快恢復的香港，如今變成最慢恢復，董家班子要深切反省。
　是否好大喜功而不顧實際？是否偏聽偏信而敵視異見？是否想討好一國而忽略兩制，使香港特色漸漸消失？
　而歸根結柢是眼睛只瞧著給與他權力的北大人，卻對民眾瞧不起（以為他們是愚氓）和不信任（以為他們想叛亂）。於是有政策由小圈子甚至董氏一人自把自為，民眾的聲音不願聽也聽不進，有些政策更要固執地霸王硬上弓，結困處處撞板，事事碰壁，朝令夕改，越改越糟，弄得民怨沸騰、民不聊生。
　香港的前途，香港的再度繁榮，不能單靠輸血，建立一個由人民選舉、人民監督的民主政府，才可使政策減少失誤。香港五十萬人上街，秩序井然，世界罕見。說明香港人的質素很高，正如陳方安生說的：「香港人值得有一個更好的政府。」這個政府不是靠欽點，不是靠恩賜，香港人總有一天會把它建立起來。

爭取全面普選

◎陳港生

　香港「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萬人空巷，所顯示理性、和平、有秩序的高質素，確叫世人喝釆，亦呈現港人民主素質的成熟。大遊行除了反《基本法》廿三條外，還有反特首董建華，與及高揚「還政於民」的訴求。
　香港人民的力量，再加上自由党黨魁田北俊神來之筆，出人意表站到民意的一邊，辭去行政會會議職務，以示拒絕支持七月九日為通過國安法案的死線，造成政府拉不到自由黨的票，立法會上政府便無通過國安法案的把握，又有知識份子報章表示有意放盤，在嚴苛國安法下，傳媒成高危行業，考慮不辦，諸種壓力下，終使特區政府妥協：七月九日原計劃通過《基本法》廿三條的日子急煞車，政府安撫大眾，謂國安法案的立法程式不設時間表，日後廣泛諮詢，又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辭職，香港人民力量沒有白費。
　特首董建華盯在改善經濟，以求紓解民怨，以中央為靠山相助，像「自由行」讓粵地及十個城巿內地遊客來港，以旅遊挽救香港沉疴不振的經濟，為香港輸血，不無幫助，但這畢竟是權宜之計。
　香港民眾中有倒董的聲音，除了因為在他管治下，民生大幅倒退，民怨四起，更由於他是政制改革的攔路石，雖然《基本法》規定，立法會須以循序漸進的原則，以求更多直選產生代表，最終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但特首董建華是阻擋力量，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曾為立法會最終目標是普選呼籲，也構成董陳難以繼續合作理由之一。
　特首由幾百人的選舉團推選產生，把六百萬港人排拒於外，算不上人民的代表，認受性非常脆弱，第二屆連任時，當中根本沒有競選的過程，中央領導人公開挺董，叫人心領神會董建華是中方屬意的人。《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只需不少於一百名的選委提名，但董建華有中央支持，卻獲得七百一十四名選委提名，餘下的選委根本不足一百，當然無人能符合規定參選，其他人根本連提名候選的機會都喪失。這種行政長官產生的辦法是十分不妥當的，必須改變。據《基本法》是容許二00七年以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作修改。
　所以乘著「七一」香港五十萬人遊行的團結和民氣，港人是時候積極推進政制改革，以求加快立法會全面普選，之後爭取改變行政長官產生的辦法，以達至「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港人自治，真正民主的落實。

新聞封鎖是共產黨的救命丹
 新聞自由是共產黨的催命符

◎龍吟

　江澤民時代，丁關根當宣傳部長，將輿論卡得很緊，於是丁關根成了萬人憎。胡錦濤上臺，換了李長春當宣傳部長。起初，胡錦濤要中央電視台改變作風，不要只報導首長的講話和活動；李長春也說，新聞要貼近群眾生活。一時間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以為第四代領導人在新聞封鎖方面會比第三代寬鬆。差不多半年時間過去了，事實證明，一點也沒有鬆動。
　大衛．勞爾的遭遇
　一位曾在英文《上海日報》擔任改稿工作的大衛．勞爾，最近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敍述自已被迫辭職的情况。他說，他原知道中國新聞界只准說好話的環境，平時工作十分小心。薩斯時期，美國國家公眾電台對他進行訪問，在談話中，他對上海當局處理危機已給予高度評價，只說了外國記者和街上民眾對官方所說的數字表示「極大謹慎」。就是這樣一句話，立即被主編召去問話，認為他的行為會給報社添麻煩，使他感受到很大壓力，只好自動提出辭職。辭職後，他向另一家英文報投稿，得知已被列入黑名單，不准在中國發表任何意見。
　這是外國人的遭遇。外國人受了委曲，還可以在外國報上申訴，中國人受禁，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

　南京拆遷戶自焚新聞被禁
　我們在海外知道，南京有一位拆遷戶戶主姓翁的，他的家被拆，得不到合理補償，氣憤之餘，持汽油到拆遷辦公室理論，沒結果，便將汽油潑灑自身和拆遷人員，點火同歸於盡。結果他自已燒死，另一拆遷辦職員重傷。但有消息說，傷者至少十人，送院搶救後八人不治。
　事件發生後，南京市委宣傳部和江蘇省委宣傳部立即向傳媒通報，禁止採訪和報導。但消息被南京大學「小百合論壇」傳出，說有八人死亡，隨即北京大學三角地、南京西祠胡同、人民網「強國論壇」、中青網、網易等加以轉貼。不久，網站員警發覺，全給刪除。甚至有一段時間，「強國論壇」上凡有「南京」兩字的帖子全都消失。
　由此可見，中共對新聞控制的嚴密程度，是一絲不准洩漏的。
　中共政權看似強大，實際上它很脆弱，很怕一點新聞，會像星星之火造成燎原。
　拆遷戶的補償已成了都市大問題

　拆屋的事，不僅南京一地，上海、北京到處都有。前不久，上海首富周正毅被捕，起初也是因為周正毅與上海市委勾結，免費取得上海地王靜安區東八塊的土地，使上千?人家被拆遷而得不到合理賠償，告上法庭。上海當局竟橫蠻到將替拆遷戶寫呈的律師鄭恩寵逮捕坐牢，最近又判拆遷戶敗訴。當官的與地產商如此勾結，彼此牟利，而將老百姓逼得走投無路。積怨之深，像待爆的炸彈。如果上海拆遷戶知道南京拆遷戶自焚的消息，他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拆遷戶問題不止是上海靜安區，上海楊樹浦、南市、閘北到處都有。鄭恩寵律師就曾替上海拆遷戶打過五百件以上官司。
　北京《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謝光飛報導北京一位「海歸派」的軟件公司經理說，「危〔樓〕改」比「非典」更可怕；「非典」還可以防避，拆遷辦要拆你的屋，簡直無法抗拒。北京情形與上海、南京一樣。拆遷戶受欺淩，到處烏鴉一般黑。
　今天，拆遷問題，已成了大城市發展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具有爆炸性。
　周正毅案禁止公開的秘密
　一位在上海居住的朋友來香港，我在電話中問他知不知周正毅的事？他說在上海從未聽說過，來港後才在報上見到。可見中國對消息的封鎖，竟達到這般嚴密的程度。周正毅一案在香港，街談巷議，誰都知道，報紙、電台、電視臺經常有報導。但上海號稱中國第一大城市，對這位在上海發跡的首富出了事，連半點新聞都沒有；簡直同香港是兩個世界。
　怪不得最近大陸人「自由行」來香港，除了買名牌貨之外，就是到書店買大陸見不到的禁書。
　中共之所以禁提周正毅的事，因為周正毅與上海市委有勾結。他與黃菊關係不尋常。如果周正毅案公開處理，勢必牽連到黃菊，而黃菊現在是中政局常委，屬於國家最高領導層，背後有江澤民撐腰。若他因周案被雙規，豈非成了中國政局的大地震！
　還有，與周正毅有牽連的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他已在北京被拘，但劉金寶貸給江澤民兒子江綿恒十幾億元，案中揭出，已另案被捕的前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也貸給江綿恆幾十億元。如果周正毅案一公開，勢必直接牽涉到江澤民。這樣一來，豈不表明共產黨的腐敗，已腐敗到核心，它還有什麼執政的合法性可言！
　共產黨不允許周正毅案公開，秘密就在這裏！
　共產黨內部的醜事太多，而它傷害人民的事更是遍地發生，使得社會矛盾的弦繃得很緊，一旦發作，不堪收拾。正是這種原因，使得共產黨的第四代，仍與第三代一樣，必須收緊封鎖新聞，不讓老百姓知道醜事和壞事，生怕醜事壞事傳千里，權位不保。
可以這樣說：封鎖新聞是共產黨的救命丹；新聞自由和開放，就是共產黨的催命符。

好一位「國父」

◎方玲玲

　如果有天「臺灣國」成立了，開國功臣或國父是李登輝，這這這眞是那門子的笑話，而不讓李登輝做國父又怎說得過去，臺灣國不知那天得成立，主張台獨的人則必須認定有此一天，到時就要推舉國父，也不是不叫人替他們擔心的。
　如果有個像甘地、像曼迪拉那樣的國父，那就是民族之光、更簡直是人類之光，你說誰提到這兩位不都肅然起敬，甘地已去世多年，曼迪拉猶在，人家的德行品格，廣東人打話：有眼見啦。比起「臺灣國」的國父，眞要挖個洞鑽下去才行了。
　首先你就不知他是甚麼人，是中國人？臺灣人？日本人？都曾是又未必是，就是出自其口，也說不準自已是那兒人。現在流行做「國際人」，就不算這個，那麼算算他的黨，他是國民黨？共產黨？民進黨？台聯黨？都是又都不是，這個不能含糊，李氏從政一向走的是政黨政治，屬何黨很重要，因為政黨是對立的，政客一生轉党一次都嫌多，何況轉幾次，轉到成立了自已的黨（台聯）還不一定站在自已的黨一邊，李登輝八月中說：中華民國已不存在，陳水扁心裏也是這個意思。跟他黨的党領如此哥倆好，就是黨籍含糊，很不正常。
　國父必成為敎科書的人物，「臺灣國」小學敎科書的《敎父-李登輝》，也許可以當《無間道》來寫，話說有位大臥底，為了自已的立國理想、或為了把人家建立起來的國據為已有，實行臥底六十年，一面用「他國」的資源栽培顛覆份子，另一方面做成其要顛覆的國的總統，做完就反臉……學生完全領會，說：「這課書的中心思想我掌握到了，就是敎訓我們要做總統得先做個不誠實的人。」

足印中國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一步一足印，蹣跚前進。
本欄特別報道最新有關民運人士消息和中國人權被踐踏的狀況。

　香港反惡法反董大遊行
　由三十多個團體組成的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為反對廿三條立法，並對董建華六年管治表達不滿，於七月一日舉行大示威，參加人數多達五十萬人以上，他們由維園出發，在烈日下擠滿由銅鑼灣至中環政府大廈的大道，聲勢之壯，為八九民運以來所僅見。七月九日，又有五萬人包圍立法會，在會外舉行燭光集會，要求董建華下臺。七日十三日，再有一萬多人在中區大集會，要求特首和立法會全民普選。
　在港人連續三次大示威的壓力底下，港府暫緩廿三條立法，並讓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和財政司?梁錦松辭職，以平民憤。但董建華在北京呵護下仍繼續執政。
　記者在北京南京採訪被捕被毆
　有八百員工的北京友誼商店，因薩斯而不景氣，裁員一半。七月一日，有二百多位員工聚集店門囗抗議，引起記者採訪，員警立加干涉，當場有一名外國記者被捕，他們是法國《世界報》記者彼邦和挪威記者史卓曼；另外又一位被捕的是香港電視臺記者。事發後，其餘記者紛紛散走。
　八月一日，一位《南京晨報》記者去江蘇省教育廳採訪有關會議情況，被毆。記者當即電告報社，於是《金陵晚報》、《南京日報》、《江南時報》等各報記者聞訊紛紛趕到，被該廳十多位保安和工作人員圍毆，有幾位記者傷勢嚴重，被送入醫院搶救。
　地下教會六名神職人員被捕
　河北保定，有五位天主教神職人員於七月一日探訪一位剛從勞改營獲釋的神職人員，即遭被捕，他們是：康博良神父、陳國禎神父、彭召光神父、尹約瑟神父和王立軍執事。另有一位神父陸小周，於六月十六日在廣州被捕。
　湖南農村官逼民反嚴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博士後于建嶸披露，湖南衡陽某鄉，一個月內發生三次農民衝擊政府及大規模上訪事件，原因是地方幹部亂收費，兩萬多人的鄉養了一百多名幹部，費用全由農民負擔。農民自發組織到省會和北京上訪，被縣府抓回捆綁示眾。
　湖南學者網上批政法委
　中國網民迅速發展，已達6800萬人，僅次美國。雖然政府對網站控制甚嚴，但在某種範圍內，線民仍有表達意見的空間。七月廿九日，北京大學校園網《燕園評論》，貼出湖南學者張英紅的文章，公開批評中共党的政法委是違憲的，因它妨礙司法獨立，使法院淪為「俘虜」。35歲的張英紅在湖南省委組織部屬下的《當代黨建》雜誌工作，有碩士學位，專注中國民主政治。
　劉賓雁、王力雄、廖亦武獲人權獎
　《黃禍》作者、政治小說家王力雄，曾是四川地下詩人寫過紀念「六四」長詩《安魂曲》和《屠殺》的廖亦武，以及前《人民日報》記者和海外著名異議人士劉賓雁，同獲今年赫曼漢默特人權獎，表揚他們無畏政治迫害，敢於發言反抗。
　趙常青被判刑五年
　西安異議人士趙常青，因發動17省192人上書中共十六大，於去年十一月被捕，直至八月四日提審，被判徒刑五年，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趙今年36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參加六四運動而被囚過多年。
　楊建利被控間諜罪
　楊建利已被拘留十五個月，八日五日在北京受審，被控間諜罪和非法入境罪。楊在美持綠卡，不是美國公民，以致美使舘人員無法接觸。官方指他十年前替臺灣國民黨搜集情報，故進行秘密訊審，不准旁聽。庭審未作宣判。楊的律師表示，依照慣例，該案會在六個星期後宣判。
　《走向共和》惹惱江澤民
　電視劇《走向共和》於今年四月至五月間，由中央電視臺播放，其中描寫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和清末民初革命党人鼓吹共和，惹惱江澤民，給條子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王收集一些專家意見，上呈胡錦濤，胡批示懲處電視臺副台長胡恩和影視部主任汪國輝。在批示未下達之前，電視臺由廿五名清史專家上書證明電視劇基本符合歷史事實，胡遂撤銷批示。因此，當電視劇播完一次立即被禁的同時，該劇光碟在市場上熱銷，直至六月下旬才被禁止，但民間翻版氾濫，禁而難絕。

香港推行國安條例宗教界反彈

◎凌鋒

　中國要在香港強行推行國安條例，引起強烈反彈，包括相當數量的宗教界人士為了維護信仰自由也加入抗議行列。九七前中國曾經用各種手法統戰香港宗教界頭面人物，給予種種政治頭銜，但是在維護自由的底線下，他們也不能不同廣大的教徒站在一起，令統戰破功。在反二十三條立法中表現最出色的宗教界人士是天主教香港區主教陳日君。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所指控的「外部勢力」對香港的干預，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指的這些宗教勢力。然而宗教本來就沒有國界，也就可以知道共產黨人指控宗教界的荒唐，也說明在共產黨控制下不同國際接軌的宗教，實際上是政治團體，是偽宗教。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最近推遲訪問中國，就是因為從今年二月開始籌辦的中國行，在最後一刻，中國拒絕他們訪問香港，使他們無法接受有以致之。北京如果不做虧心事，怕甚麼？委員會因此質疑香港的「一國兩制」。美國國務院也認為取消訪問是不幸事件，並且支持訪問必須是公開、實質的訪問。
　其實近來中國利用邪教之名對香港教徒的壓迫已經發生多次。今年三月上旬，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傅鐵山曾為香港二十三條立法事，批評陳日君說，神職人員無論地位如何高，都應該「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神職人員要有愛國精神和維謢民族尊嚴的精神。他希望陳日君也有愛國、愛港和愛教的精神。七月底傅鐵山接見美國天主教華盛頓教區樞機主教希歐多爾．麥卡裏克時，又不點名批判陳日君。他說，香港天主教會有個別人士的言行，背離了教會的行為準則，影響香港社會穩定及損害教會的形象。他擔憂及不希望因個別人士的不當言行，為中國與梵蒂岡改善的關係增添複雜因素。這兩次講話，恰巧說明傅鐵山是不折不扣的「凱撒」，同上帝沒有任何關係。他的虛偽和謬誤在於﹕
　第一，為基本法二十三條制定法律是「凱撒」的事，而陳日君為了捍衛信仰上帝的自由，他必須挺身而出反對這個法律，他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上帝，也為香港的上帝子民。傅鐵山支持二十三條立法，表明他站在「凱撒歸凱撒」的一邊，有何資格批評陳日君﹖傅鐵山會晤美國宗教界人士的地點是北京召開黨代會和「兩會」的人民大會堂，也表明他是「凱撒」的僕人。
　第二，傅鐵山自己是「愛國會」主席，他在教訓陳日君時，也把「愛國」放在「愛教」前面，而「愛國」實際上就是「愛黨」，他早就把共產黨的教主放在上帝之上，說明他的天主教是偽天主教。中國多少不肯接受共產黨控制的地下教會成員被中共迫害，什麼時候見到傅鐵山為他們說過話﹖
　傅鐵山把中國和梵蒂岡關係之所以沒有改善推給陳日君，也是非常惡毒的挑撥離間伎倆，更顯其「凱撒」心態。眾所周知，中梵關係沒有改善的最大阻力，就是包括傅鐵山在內的中國主教不是教皇任命，而是中共任命的偽主教。什麼時候梵蒂岡可以任命中國的主教，中梵關係才能真正改善，傅鐵山就可能失去他的地位，因而他要阻撓中梵改善關係，也難怪他要說出上述維護共產黨的言論而打擊真正的上帝信徒陳日君。
全世界的宗教界人士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共產政權如何利用它的偽宗教來迫害真正的宗教，應該抵制中國一切的宗教統戰伎倆，不允許他們把真正的宗教信仰帶上邪路，否則對不起被共產政權迫害的真正教徒。

中國當代的陳勝吳廣

◎浪潮

　多年前盛傳趙紫陽到四川視察時，曾詢問當地農民需要甚麼，農民回答說：
“需要陳勝吳廣”，當時曾引起不少的關注。想不到事隔二十多年後，在廣大的中國農村土地上，果真出現了無數的陳勝吳廣。以下是其中一位的自述：
　我，蔣大清，農民，中等文化程度，四川省宜賓縣喜捷鎮新河村人。當過解放軍，做過電臺電訊工作，曾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勞動，文革中當過造反派負責人，至69年回家種田。
　我本是一個甚麼也不懂，只要村裏大家有飯吃便可安心的普通農民。自91至95年間，連年乾旱，農業減產，農民收入急劇下降，為要尋出
“農民負擔重”的原因，我開始帶上筆記本，走到各大隊中調查了13個家庭。這些家庭一般年收人均250至350元，最差者不到200元，卻要交出每年每人的農業提留稅50至60元。農民真苦啊！我92年開始把調查資料向省委，省府，省人大打了報告，不但沒有回音，農民的提留稅竟增至80至150元。
　93年開始，為了進一步證明農村 “提留不合理”，我利用四川法制報提供的材料，搜集了中央和四川省有關
“減輕農民負擔”的所有資料，趁著農閒時節，第一次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在大河壩等多地宣講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法規。全村14隊由正副隊長帶頭，領著上百人齊聚一堂，好不熱鬧！5月間，有70個農民開始上訪，把縣政府給嚇壞了，派人到我家找我談話，宣稱該鎮的提留是合法的，最後卻被二百農民圍著
，嚇得趕快離開。為要陷我於罪，在縣裏散播我要搞遊行暴動的謠言，派出全副武裝員警，押解我到縣上，直至根本找不出任何證據，才放我回家，實在是一出他們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始後，當我繼續到各縣幾十個村進行宣講，成千上萬的農民都來聽講時，四面八方的公安也都寸步不離地日夜不停地監視。但我相信我所做的是正道，在農民的眼裏是對是錯，一準有一個說法。他們對我說：
“如果我有一籠雞，就有你一隻；有人敢抓你就叫他走起來爬回去”。我想這就是民心。
　我所到之處，農民對地縣鎮三級政府加大壓力催繳提留農業稅，都以同一句話來回答：
“你一分不減，我一分不交”。至93年底喜捷鎮的公糧提留收取仍只達計畫的30%，三級政府焦急得不可開交。一天，縣法院傳喚我到法庭去，卻背著我派出工作隊進入14個村內追繳提留卻被農民罵個狗血淋頭，甚至被打得抱頭鼠竄，無功而反。這一調虎離山計證明，我在和不在，村民一樣反抗，真直得深思。
　12月14日，縣幹部又帶著武警來到我家催收稅款，幾百農民卻自發趕來，將他們團團圍住，先趕跑了護駕的武警，留下了幹部，我要求他們表個態才可放人。一個主任被迫高聲宣佈：
“如果喜捷鎮一分不減，你們一分不交。”這樣農民才讓他們安然回返。但大小官員感到顏面盡失，心有不甘，於是醞釀另一次更大的行動。
　這是宜賓地區和縣聯合組織的一次特大
“收租”行動。以各級書記，縣長，鎮長為首，領著公安隊，工作隊，民工隊（流氓），記者隊，打手等，出動轎車19輛，宣傳車一輛，大客車4輛，數百人的規模，浩浩蕩蕩直奔我家，並包圍起來，命我立即將提留款交出，我拒絕了。他們拿出判決書宣佈要對我強制收取，我拒絕簽字並撕毀判決書，掉在地上，並嚴正告訴他們：我們不交是因為一不合理，二不合法，有中央文件為證。當他們要我住口時，我就向著記者們說
：“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記者們馬上拍照記錄。就在我千方百計與這夥人周旋的骨節眼上，四面八方的農民已經聽到了消息，扛著鋤頭，拿著扁擔，木棍，裏三層外三層地把人們包圍起來，80多歲老太太躺在大路上：
“要過，就從我身上碾過去”。車輛也被扣住只准進不准出。不一會，聚集在我家附近的各方農民已近萬人，他們圍住幹部理論，聲明不講清楚不准回家吃飯。但是結果我還是讓他們吃上我家的飯菜，安排了休息的地方，第二天就讓他們離開。當天在混亂中被抓的6個農民也如數被送回來。這場所謂的
“反革命暴亂”也就此結朿。事後我雖多次到省反映情況，都沒有回答，只著我回去等候消息，這一等，就足足等候了9年有餘，已經成為一個懸案。這幾年農村的情況比前更糟。雖然這兩年搞村民直選隊長，大家選上了我，但我並不能為大家減多少負擔，因為決定權在上面。我己68歲了，寫這個材料，只希望大家能瞭解農村的真實情況。
　近十年以來，農村中像蔣大清這樣的陳勝吳廣，已經越來越普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於建嶸，曾依當年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進行調查，得出當前農民運動的情況，非常有趣地與二十年代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一樣，主要也是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總的來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無論事件誘因為何，主題都比較集中於 “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汙吏”和 “村務公開，民主理財”。
　二．組織化程度提高，農民利益的 “覺悟者”聯同志同道合者，組成 “減負組”
“減負委員會”
“減負代表”等組織，採取集體行動。這些組織以口頭方式傳遞意見，不作文字記錄，做到口說無憑，從活動中觀察明顯地是有領導者。這些組織已出現聯合的趨勢。
　三．產生新一批農民領袖。
　四．反抗形式逐漸升級，出現公開集會，請願和示威。
　五．事件具有傳染性，鄉鎮發生事件，很容易傳及全縣。
　於建嶸認為，所謂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村的政治危機。然而，劉曉波卻從另一角度看到： “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江澤民的末日

◎常安

　自百多年前以垂簾聽政而聞名的慈禧皇后以降，中國的哪一個最高領導人不是至死方休呢？即使是在世人前高呼「與時俱進」的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也不能免俗。他賴著不走，退而不休，不過是專制傳統的慣性罷了，其實是不必大驚小怪的。再者，有什麼樣的臣民，就有什麼樣的君主，所謂的接班人都仍在殷勤地跑龍套，外人還能說些什麼呢。
　然而，江澤民雖然仍可調動為其保駕護航的百萬私人衛隊，雖然他可能仍有好些年頭好活，卻仍然無法逃脫中國最高領袖不得好死的宿命──即使高夀如鄧小平，亦差不多是在人們的詛咒聲中走進鬼門關。
　從去年十月開始，江澤民便官司纏身，作為群體滅絕罪的被告，從歐洲、美洲到澳洲，他的名字便成為世界各地法庭文書中的常客。而最近，各地反江行動更加熾熱。今年七月，「全球公審江澤民大聯盟」（簡稱「審江大聯盟」）成立；八月三日，法國巴黎舉行了「全球公審人民公敵江澤民大會」；八月廿三日下午，美國波士頓也舉行了審江集會。
　「審江大聯盟」組建一個多月以來，已有歐、美、亞、澳四大洲五十餘個團體宣佈加盟（溫哥華支聯會在八月底宣佈加盟），其宗旨是：凝聚一切正義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澤民送上良心、道德和法律的審判台。
　在起訴中，江澤民的罪行主要有：江氏封殺世界經濟導報，踏著六四學生的血跡竊取高位。壓制自由，迫害宗教信仰，打擊異議人士。鉗制媒體封鎖互聯網，剝奪人民知情權。秘密出讓國土，掩蓋六四屠殺真相，蓄意製造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脅迫香港特區政府制訂《基本法》二十三條，破壞香港人權法治；隱瞞SARS疫情，草菅人命，導致瘟疫蔓延全球；與其子一道，大做官商交易；庇護巨貪，助長了全國範圍內的貪汙腐化和道德敗壞，致使大量國有資產被貪官們竊為私有，流失海外。淩駕於憲法之上，操縱整個國家機器和社會資源，對法輪功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群體滅絕」式的國家恐怖主義。
　江澤民其實並不是第一隻過街老鼠。前中國總理李鵬在任期間，無論其到何處出訪，都會聽到各地人士的「打殺聲」。去年年初，這位動用軍隊鎮壓「六四」愛國學生運動的劊子手，便被一百一十四位「六四」死難者遺屬致信中國人大（諷刺的是，李鵬當時是中國人最高負責人），把李鵬送交法庭接受公正審判。
　劊子手李鵬將來的下場是可預見的，江澤民的下場相信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借助於外國法庭來對這些違反人道、犯下屠殺重罪的劊子手進行審判，其實是一種悲哀，說明中國的文明仍然停留在專制階段。相信在中國的文明進入民主時期後，對數十年來在中國犯下各種人道罪行的審判才會正式開始。

欽差大臣

◎常安

　中國人迷信欽差大臣。在中國數千年專制社會中，似乎「手持尚方寶劍，擁先斬後奏權力」的欽差大臣總是能夠為皇上力挽狂瀾，在地方事務上拔亂反正。欽差大臣和清官一樣，成為中國專制歷史中少見的亮麗風景。當然，人們對欽差大臣和清官的理解，大都來自於民間的口耳相傳。
　在與時俱進的中國，「偉大復興」的任務尚遙，但復古風卻早蔚然成風，不僅各類古劇（欽差大臣的最佳土壤）塞滿了人們的眼球，中共的統治哲學中，似乎也染上了一些「古風」。
　日前，北京當局為了遏制「可能危及中共統治的腐敗」，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組織巡視辦公室，派出四十五名特派員到各地明察暗訪，對省部級官員進行監管。這些特派員可不就是當代的「欽差大臣」麼？
　受過中共洗腦的人大概還記得這樣的謬論：人類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是一部壓迫與被壓迫，反抗與被反抗的歷史。不過回看中國的專制歷史，其實倒可以總結為腐敗與反腐敗、造反與被造反的歷史。事實是，中國歷代皇朝中，最腐敗的皇朝如隋壽命最短；相反，反腐敗較成功的，則皇朝統治時間便較長。
　中國幾千年與腐敗鬥爭的結果都是腐敗戰勝了政權！脫胎於中國專制傳統的中共政權能例外嗎？今年以來，便有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浙江省副省長王鍾麓等三名省部級高官成為腐敗的犧牲品。
　不過，恐怕中共的欽差大臣難當「反腐敗」的大任。因為，這些「欽差大臣」先天不足。首先，此「欽差」沒有彼「欽差」的權力；其次，此「欽差」上尚有頂頭上司；第三，「欽差」們的工作需以維持社會穩定為優先；第四，中共關係網盤根錯節；第五，與腐敗者為一體兩面……
　當然，最關鍵的是中共內部的腐敗演變至今，已成為結構性腐敗。中共腐敗的歷史很長，但在「共產主義」的狂熱時期，「一窮二白」「階級鬥爭」令腐敗大為減少。改革開放釋放了中國人的致富欲望，腐敗也像魔鬼般滲進了社會的每個角落，成為眾矢之的，並引發全社會的抗議釀成「八九民運」。然而天安門的鎮壓封住了老百姓的嘴，卻未有嚇住腐敗勢頭，反而更變本加厲，腐敗甚至將中國最高領導人之一的陳希同成克傑等拖下水。
　我們不能說，中共沒有想辦法對付腐敗，事實上，中共想盡了千方百計去謁制腐敗。這不，如今連欽差大臣的招數都想出來了。
　為何越反越腐敗，中共難道真的不明白其中的癥結嗎？不是，中共五六千萬人的龐大利益集團內，當然有不少具真知灼見者。但他們有的裝糊塗，有的想渾水摸魚，有的則心有餘而力不足。
　另外還有些則是明白過了頭：反腐敗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其政治體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監督機制，但這樣的結果是可能付出交出政權的代價。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當然不幹！
　欽差反不了腐敗，中共也不可能戰勝腐敗，腐敗將導致中共的敗亡！